早在东晋时代谢赫提出的“六法”中就提到“骨法用笔”。这就是中国画的一大特点，千余年来举凡研究中国画的必然要谈笔墨。（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转移默写）
　　唐末五代，荆浩在《笔法记》中提出“六要”（六要：气、韵、思、景、笔、墨）中也谈“笔墨”荆浩曾说过：“吴道子画山水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吾当采二子之长成一家之体。”等可见荆浩对笔墨的重视和追求。在我国荆浩是第一个将笔墨并重的人。
　　荆浩对笔墨的理解是：“笔者虽依法则运转变通，不质不形、如飞如动；墨者，高低晕谈，品物浅深，文彩自然似非因笔。”
　　用笔虽然是有法则，但要加以变化，用笔要灵活生动：用墨要渲染物象的立体感和明暗关系。比如石头受光面要淡、背光面要浓，根据对象的色彩深浅变化用墨，因此墨法实际上是起色彩的效果，或者说是色彩的丰富。
　　荆浩还提出用笔有四势：筋、肉、骨、气，他解释道：笔绝而不断谓之筋；起伏成实谓之肉；生死刚正谓之骨；迹画不败谓之气。
　　自从荆浩提出了墨法之后，代代有人研究，并不断丰富使笔精墨妙的民族绘画技法臻于完备。
　　自从唐末荆浩议论何谓有笔有墨的问题之后，笔墨议论一直延续到明清乃至现在。
　　石涛在作山水画时也讲“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咏于我”，可见笔墨关系的重要性。石涛认为：“得乾坤之理者，山川之质也；得笔墨之法者，山川之饰也。也就是说，只有掌握了笔墨之法，才能表现山川之形态。石涛对笔墨与生活的关系也有他的新见解：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能受蒙养之灵，而不解生活之神是有墨无笔也。能受生活之神而不受蒙养之灵是有笔无墨也。
　　石涛之所以把笔墨与生活联系起来，是因为笔墨在赋形上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画家要为万象有殊、变化无穷的自然景物作“饰”，必须有“尽其灵而足其神”的笔墨法。
　　中国画的笔墨，是中国画千古常新的艺术语言，材料单纯而表现力丰富无比，看似山穷水尽了，很快又出现柳暗花明。因此，对于中国画家而言没有大自然写照的笔墨表现自然美就成了一句空话。何况个人风格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也再现为创造独具特色的笔墨语言。毫无疑问，绘画语言也像生活中的语言一样是有继承性的。在美术创作上要想在继承传统中有突破发展就要去思考中国画笔墨技巧与技巧所来何自。就要穷物之理、追本溯源，像历来开宗立派的画家一样向大自然索取技巧与技法，而不可唯纸绢之识是足，仅在古纸堆中去拾荒。我从实践创作中深深体会到：大自然给予我们完整的表现技法。不同地区的自然状貌又为我们提供不同的笔墨表现技法。这为画家形成个人风格创造了首要的条件，可见笔墨之间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