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是中国在二十世纪中最有国际知名度的画家，是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一代宗师。他之所以能得享盛名，主要是他一生致力于传统绘画艺术的整理、发掘、革新和发展。他以文化使者自任，足迹遍及欧洲各国，不遗余力地传播和弘扬祖国的文化艺术，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大千先生才华横溢，多才多艺。其诗、书、画、印、堪称五绝。同时他充满了多彩多姿的经历，也带有许多传奇性的色彩；同时他在绘画风格上同样叶具有各种丰富而多元的表现，有时华丽而富贵，有时清润而秀逸，有时气势磅礴，有时典雅而纤细，有时又狂狷奔放，真是极尽变化之能事。一九五七年纽约美国世界美术协会公举大千先生为“当代第一画家”。徐悲鸿先生尊其是“五百年第一人”。
　　他的画显现出的两轨劲道，即阳刚之气的“横扫干笔”，以及婉约之柔的“春蚕吐丝”（心评语）的功力，粗狂豪气，万丈细致典雅之心，在画面上的追求，最现实的是养心和养眼。前者是心到手到，意到笔到，立即性准确表现，在形式上配合心象运行，是个功夫才华配合的结果；换言之，心性高风亮节，会影响笔下的节奏与韵律，所以养心是一个行为判断与研修的智慧，宜高且准，绘画境界才能卓尔不群；后者则是人情与入时的图像，是可感可知可读的彩绘，当然是一项气质投射于三才的整体，是含英咀华，也是随风珠玉的元气，大千先生强调画面的“大、亮、曲”是养眼的创作。当然境界宽大，主体明亮，画面曲折不尽，看似平常，却有无限的生机。在体裁上，惯用于山水、人物、花鸟或尺寸小品，交互抒发的性情，应用传统与现代的绘画语言,全是令人仰慕与赞叹的。他强调时空的场景，小则，大则联屏的画幅，依境观照，有如鹰俯大地，取其可取，用其可用；他说“作画要怎样才得精通，总结来讲，首重勾勒，次则写生，其次才到写意”（大千画语），自然界变易有其物理次序，画家却也是造物者，可移山倒海，可日夜互替，在画境上可辅自然界之缺，增添人间之实，所以“笔辅造化天元功”他说造化在我手里，不为万物所驱使，有时要表现现实，有时也不能太顾现实，景物取舍全凭自己思想，画家在作品过程中，必然在眼前之景，转化为心中之境，现实之物有限，意象之情无穷，大千画谱在像与不像之间，得到“超的天趣”。这些理念在作品中就可看到他实践经营造化能力。大千先生毕生探索中国画的奥理，他全面承继了古代丰厚的民族文化遗产，同时又吸纳了世界近代代艺术之长，在笔墨语言意境上拓展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大千先生临摹历代作品之多之广，在近现代画史上甚至整个中国绘画史上都是少有的。他从石涛、八大入手，后临渐江、石溪、悔清、陈老莲、陈白阳，兼及“吴门四家”，再往后，他又由明到元，研究与临摹赵孟頫、吴仲圭、王叔明、倪云林。中年时期，他又进而上溯两宋李唐、马远、梁楷、牧奚谷、董源、范宽、巨然、郭熙四十年代，他又临摹了两百七十六幅敦煌壁画，引起了文化界的震动。大千先生之所以临摹这么多的作品，是从中吸收丰富的养分，才能焕发出强烈的艺术创造力和生命力。对大千先生来说影响最大的要数石涛，大千先生摹石涛，不是简单地迎合盛行当时的石涛风，而是透过对石涛艺术思想和笔墨语言的探索、了解艺术法则与自由的关系，获得了他受益终生的艺术真谛。可以这样说，石涛的笔墨，贯穿了大千的一生，即使在大千先生独创的泼墨、泼色的山水里，也可以随时接触到石涛留下的点点滴滴，正如他自己所说：“大抵艺事，最初纯有古人，继则融古人而我，终乃古人与我俱亡，始臻花境”。大千先生收藏有许多历代名迹，他不论评或是临摹都注意“得气”，大千先生一再强调绘画最要紧的不在技巧，而在气味如何。他的作品总是以气取韵，元气淋漓。他以自身苦练所养之气，去上承千百气先贤之气，所以他能创造大千的神仙境界。
　　大千先生非常注意画的意境，即使临摹之作，也会在此基础上因心造境，从而表现出大千特有的豪迈气度。他透过临摹，对古人的各种技法进行了研究和梳理，使当代美术家能清晰地把握中国绘画技法的演进历史。他在临摹（供养菩萨像）从菩萨身穿的红纱裙的半透明效果，考证出这是中国画史上很有名，但却从没人知道真相的人物画技法----“曹衣出水”。应该说，大千先生对古人临摹的过程就是美的发现过程。他独特的艺术视觉决定其独有的审美选择，他秉承着中国源远流长的“土”的文化传统，在传统文化醇正氛围中优游陶冶，同时也与世俗情怀并不悖行，这就是大千唯美主义的基础。
　　大千先生重视写生与观察自然。他写生出发点是为在印证，师法古人的基础之上，最终代古人，造化为我貌。他在一九三七至四八年的二十余年中，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四上黄山、峨嵋山，二游华山、罗浮山、衡山、涉足雁荡、泰岱、桂林、青城、剑门……。四十年代后他又周游世界。他每到一地或对景写生，或照相留影，或盘坐青山，用目和心摄取造化之美。楼息其中，朝夕孕育，体会物情，观察物态，融会贯通，所谓胸中自有丘壑之后，才能绘出传神的画。大千语。大千的画苞莽不失清润，深厚中自蕴典雅。有人生动的形容道：如宋元时清诸字齐唱，合出一个当代艺术巨子。国学大师陈寅格先生说：“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民族艺术创一新境界。”在敦煌，大千先生找到了单纯与丰富，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找到了失传千载的绘画传统，并使之成为一般艺术新潮。
　　张大千先生艺术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晚年的变革，以泼墨、泼彩作画，“破”与“泼”四声的不同，形成不同的境界，居于自己在画作上也曾提及“吾家僧繇”，但这是泼的境界，他自己则认为他的画是“破”的境界。“破”是自动形成，有利用色彩自然流动造成的形势而造境之意；而“破”则不同，他曾自言，他的画是以色破墨，以墨破色，以色破色，每一次的破全是用画家的意识，主动支配色彩破除不美的部份，使画面随艺术家的主观意识而运作，或为美丽而有内容的绘画。这种全新的画法，对于一个于传统的老画师来说面临新的考验。他要坚守传统，同时又要汲取西方现代艺术的基础形式美感因素。这一转变的思想基础在大千先生很早以前就奠定了。他说：“作画根本无中西之分。初学时是如此。”绘画是人类文化的体现，中西画应无鸿沟之分，只因各自具特色。在不失自己本身的基础上，互相交流，共同进步，世界才永远有丰富多彩的绘画。大千先生正是基于这种美学观，他才敢于进行一洗依傍的艺术创造。所谓“遗形似而尚气韵，融色墨而重笔意”完全打破了他过去以线为主要造型语、点线为构图要素的惯用手法，将传统山水画中的没骨、泼墨和重彩技法结合起来，在强调主观意兴和表现自然的主客观统一过程中，使写景和抒情，现实和浪漫，感性和理性，具体和抽象结合。不但不因西洋画的影响而丧失传统，而且吸收了西洋画的长处，加以融化、发展，创造出完全具有中国神韵和民族气派的崭新的中国画。在大片朦胧的色墨交织出的奇幻画境中，我们又能看到线条勾勒出的物象，能够在强烈的视角动击时，听到过古文明回音。这种“对话”的情感体验在传统中国画中是找不到的。如果说大千先生的早、中期绘画还没有摆脱新古典主义的范围的话，那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则完全是大千的世界了。大千先生的破格与创格，在民族绘画审美心理特征和艺术思辨上均有新的突破。大千先生是当之无愧的“结合中、西艺术最成功的画家”。传统艺术和精灵在大千营构的现代艺术世界中得到了永生。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创作内涵，是中国知识分子百年来不断挣扎努力，期望达成的目标与理想。张大千的泼墨彩画风站在传统中国艺术精神之本位上，一方面表现出前人所未有的时代新意，将传统中国水墨画带到一个崭新的方向，另一方面也为其“集大成”的艺术发展风格立下最完善的典范。